“中国政府已经对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不管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能够达成协议，我们都会自主地实施减排措施，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会积极贯彻，不与任何国家的承诺挂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5月7日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主题晚餐会间隙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各国情况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的力度全球最大。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在清洁能源上总共投资达346亿美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美国以186亿美元退居第二。中国投资于清洁能源的总额几乎是美国投资额的两倍。而5年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仅为25亿美元。
据本刊记者从中央高层和相关部委获得的信息，大力推进绿色转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探索未来中国发展路径的高度统一的主张，有关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尤其是，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新路子，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赞赏和认同。
抢占“绿色”能源“制高点”
中国对绿色经济的“制高点”——清洁能源——的发展，目前已经完成了具体的细化，表现为：
在水电方面，中国的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大约是5.4亿千瓦，2009年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9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年发电量达6456亿千瓦时，约替代标准煤1.96亿吨，减排二氧化碳4.9亿吨。
目前中国投运的核电机组11台，共910万千瓦。中国正在建设山东海阳和浙江三门等第三代核电，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在建设三代核电机组的国家。
在风力发电方面，经过多年的培育，中国的风电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的风电装机规模连续四年翻番增长。据全球风能协会统计，2009年达到了2558万千瓦，居世界第二位。
太阳能方面，2009年中国光伏电池年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0%，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为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国家能源局公开招标的甘肃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
生物质能方面，2009年全国户用沼气池300万户，约70亿立方米。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今年新能源汽车要推广到20个城市。
一方面是产业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传统高能耗行业的减停。中国积极采取措施优化传统高污染的小火电机组。2006年至2009年全国关停小火电机组606万千瓦，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的全部装机容量。形成每年可节约原煤64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的能力。
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到15%左右，到2020年单位能耗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张国宝表示，到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要达到3亿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3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7.5亿吨；核电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1.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4.5亿吨；风电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6400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6亿吨；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10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2500万吨。
同时将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植物秸秆、潮汐能、地热能。
环保压力的“金刚石聚变”效应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这样解释加强环境保护的增值效应：“我国已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要有强大外力，就像石墨结构向金刚石结构转化需要高温高压外加催化剂那样苛刻的外界条件一样。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可以提供这一强大外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
他指出，环境保护对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综合作用，主要体现在“先导”、“优化”、“助推”、“扩容”和“增值”等方面。未来将着力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绿色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发展绿色产业，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
第二，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源头控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严格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盲目扩张，坚决抑制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三，深入推进污染减排，以倒逼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力争污染减排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基础上取得更大成绩。
第四，健全并完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以环境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绿色环境经济政策。
第五，增强环境科技创新和支撑能力，以市场导向发展壮大环保产业。
据本刊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科技部正在加紧战略布局，紧紧围绕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求，组织编制“十二五”期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谋划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科技发展道路。“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将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可以对当前调整产业结构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更可以引领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科技部以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规划为实施突破口，重点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电动汽车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和系统的集成。在推广应用中，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
二是支持节能减排，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继续推进信息技术、智能网络、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在传统工业领域中的推广应用，提高传统产业的能效，减少排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支持重点产业振兴和结构调整。
三是进一步加大投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工作，科技部正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通过《专项规划》的实施，全面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能力。
寻找符合国情的绿色路线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大地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路线，尤其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其一，加快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政策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来增强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抑制不顾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和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发展的短期行为，这也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二，把节约文化、环境道德纳入社会运行的公序良俗，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进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推动经济持续、持久的复苏与发展。
其三，完善经济全球化机制，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环境。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在国际社会推动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督促国际机构制定并实施鼓励绿色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
同时，权威人士指出，按照中央的要求，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既需自身的努力，也要推动国际携手。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认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需要在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创新资金的运行机制、加强适应与减缓能力的建设、扩大社会参与等方面努力推进各项工作。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低碳、节能、循环经济的投入，完善法律法规，打击和严格查处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曾培炎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借鉴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多搞合作、少设障碍，用对话代替对抗，避免设置碳关税之类的气候壁垒，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双赢的道路。
据张国宝介绍，截止到目前，中国能源部门与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油气论坛、中国-欧盟能源交通战略对话、中国-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高级圆桌会议、中英能源工作组会议、中加能源联合工作组会议、东盟+3能源部长会、东亚峰会能源部长会、上海合作组织能源部长会、东盟+3天然气论坛、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会议、国际能源署相关会议，等等，总共有63个双边和多边机制。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也提醒道：“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的认识，前景好但不代表过程也顺利，在未来节能减排的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对困难估计不足，面对国际压力时我们就会更被动。”
周生贤部长则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哲言：“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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